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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实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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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该让谁先富2(oceanpark)  

2017-03-04 09:31:09|  分类: 校友专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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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oceanpark《该让谁先富(2)》
该让谁先富2(oceanpark) - 广东实验学校 - 省实老三届 


该让谁先富(2) 

 

富了,便好了么?

  翻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报纸,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先富”的报道,例如:某农民为自己新建的住房到广州市某大百货公司一次便购买了上万元的装饰灯具;某农民为儿子办喜事在广州白天鹅宾馆筵开二十席;某农民花数百元到广州一宾馆租了半套总统房尝了一夜“总统”滋味等等。到九十年代,有关大款们以成千上万,面额为一百元的人民币扎成爆竹烧掉来贺富,随手摔出十多万乃至数十万摆一席炫耀或耗费逾百万元买“奔驰”、“宝马”、“劳斯莱斯”等的报道更是不时曝光,于是有人便大发议论一番:富了,好了,实现小康有希望了。
        果真如此吗?不错,现在有不少人是暴富了,但国家却相对穷下去了:且看国库券的发行额是逐年加码,从八十年代初的二百亿元起步,到1994年巳达一千亿元以上,相当于以往十年来国库券的发行总额,1995年更是增至一千八百亿元。发行国库券固然可以暂时回笼一部分资金,但毕竟这都是别人口袋的钱,到时候不但要还本,还要付息,以1995年的国库券为例,一百元面额,三年期的光利息就差不多是五十元,五年的利息是七十多元(若有补值则可达百元左右,几乎相等于发行面值);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希望工程”,国家拨不出足够的款项以资所需,要经常大搞全民捐助,如各地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的“教育基金百万行”,“教育基金筹款晚会”等活动;九十年代初,华东、华南等地先后发生严重大水灾,国家亦拿不出大量的救灾资金,也要发动各地机关单位,团体及个人来捐资赈灾;要扶贫解困,国家也无专项专款,离不开“群策群力”的捐助方法;每每提到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得到的答复总是——国家现在还很穷,拿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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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要看看先富的人是如何富起来便可明白了。
   
前面巳提过,中国的农民大多文化程度较低,若指望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来掌握先进的科学技能发展生产而致富,恐怕不是三、五十年内能实现的。想让他们在短期内致富,唯一可行的捷径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或称为开放价格。农副产品的价格提高了,为了减少给城镇居民带来的生活影响,国家往往同步采取以下措施:或在提高收购价格后由国家补贴维持原售价,国库的钱直接流入农户手中;或同时提高收购价和销售价,并对城镇居民发放一定的生活补贴,国库的钱通过城镇居民购买农副产品而间接流入农户手中。

  当然,这种致富途径只适用于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且只能在限制其他行业价格开放的条件下,农民才有可能富。若各行各业的价格都像农副产品那样全面开放,农民们亦富不起来。不信,可以设想:春耕大忙,农机器具的销售、租用价格均按农付产品价格上涨的倍数同步抬升;旱涝排灌要用电,电价亦随行就市翻几番,而且灾情越重则越是多收加收(就像一遇刮风下雨次日的菜价便往上窜一样);化肥、农药、种子等农用物资价格也同样大幅度上扬涨你没商量;农民病了要诊治,医疗部门也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农民们终有万元收入,也远补不上超万元的支出,又如何富得起来?
  再来看看一些个体户又是如何富起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本不是新生事物,自有商品经济便存在了,只是“文化大革命”时被当作资本主义产物基本给革掉了。但现在有的人却像发现新大陆似的,为所谓大力扶持发展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不惜制定一些不适当的免税(如开业头三年)和低税政策,使大量该归入国库的钱合法地流失到个体户的手中。而不少个体户也善于充分巧用政策:开业干两年多便歇业,然后再改行业重新领照,继续享受免税待遇,如是循环,化三年免税为长期免税。一些个体户则利用不同地区税率不一的空子,采取跨区领照避税。

  据报道,在广州市某商业繁华地段经营水暧器材的两姐弟,在经营地点、品种、范围不变的情况下,只是跨区重新领取了营业执照,上交的税金便由原来的50万元变为20万元,仅此一户,便使市财政至少白白流失了30万元(《羊城晚报》,1994年 7月19日)。至于个体户少报少交,偷税漏税的情况甚为严重、普遍,巳是国人皆知,无需多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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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羊城晚报》曾披露了一位倒卖啤酒大户,这位先富利用拿到手的啤酒指标(啤酒属当时的紧俏商品),大部分就在啤酒厂门口抬价转卖,短短时间便暴利24万多元。要问此人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恐怕唯一的贡献就是抬高物价。
  
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抢劫团伙成员之一徐刚,1983年在某单位当临时工,因偷盗单位的电线贩卖被判刑2年,刑满释放后干起个体户卖羊肉片,仅七年时间累计挣了四五十万元(见《魔鬼的自供》一文,《羊城晚报》1993年10月30日第 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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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既没有任何专业技能,也没有高深学问知识的个体户,单凭卖羊肉片便能挣到的四五十万,却是同时期一位一级教授花一辈子都挣不来的天文数字。若问卖羊肉片对社会发展有何重要贡献,相信人们都很清楚:那怕全国十二亿人都成为能在数年内挣几十万的卖肉片个体户,中国也不会变为先进发达国家,四个现代化亦不会因而实现了。

  1995年东莞“ 6.28 ”双尸案的首犯乔立夫曾于当年4月26日在深圳某卡拉OK厅抢劫两名“妈咪”,掠得两人的首饰、现金共值30多万元,随后又劫持其中一“妈咪”到银行欲提取数十万元(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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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7月17日凌晨,广州市宝华路发生一宗入屋抢劫大案,租住在此,均为东风西路某夜总会“三陪”女郎的两女事主被歹徒抢去现金 1万多元、存额为23万元的存折一个、“大哥大”一台及价值 2万多元的金饰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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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问,这些“妈咪”、“三陪女”能对社会作了什么样的巨大贡献,可以如此富有?而那些舍得在她们身上大把大把地洒钱,使其“致富”的“大款”们又是些什么人(可以肯定不会是钱学森、华罗庚、陈景润等专家学者或是宋东海式的人物),对社会又有什么卓越贡献呢?他们的贡献就恐怕只有是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促进恶性犯罪案件的发生。
  香港的张君,1984年回内地打工时是身无分文,甚至连货物过海关的税款也付不起。他自1987年开始和别人合伙办工厂便渐渐有了钱,房子买了,家里该有的全有了,还养起“二奶”来了。1994年经法庭认定,其有数可计的财产额(夫妻共有)合约一千五百万元
(《羊城晚报》,1995年 9月11日)。同是那么一个人,同是那样的本事,为什么在香港混了几十年只混得个一穷潦倒,而到内地在短短七年间却能暴富超千万(以往花掉的、包括养二奶等的均未计算在内),个中缘由,不是令人深省吗?

  我们再用对比法来看看:
  
同是经营饮食业,论规模、论营业额等,绝大多数私营酒家食肆远比不上广州酒家;论上缴税利,那些酒家亦无法与广州酒家相比;但论个人收入,私营酒家老板可以买别墅,购名车,广州酒家的总经理是可望不可及。难道是那些个体老板有什么超人的经营本领?非也,离开了合法的免税低税优惠政策加上非法的偷税漏税避税,或者再加上抬价暴利,以次充好,短斤缺两,打死狗讲价,贩假售假等不正当手段,他们要想在短时间内合法地且对社会作出较大贡献而富起来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同是经营百货零售,广州东山百货大楼从1983年开业至今,一直在持续快速发展,销售额和利税额平均每年以27%和31%的幅度递增,开业仅十年,东百累计创造的税利相当于当年兴建大楼投资的26倍。这是个体小商店望尘莫及的,但论个人收入,东百楼的员工却比不上那些小老板。
  
同是经营生产业,国营贵州醇酒厂把社会主义国情与现代化经营管理成功地结合起来,由一个仅有数十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为拥有2,000多职工、1.5亿固定资产的大型企业,1994年实现利税达1.35亿元。取得如此业绩,很多私营企业当然无法与之相匹敌,但是私营企业主袋进自己腰包的钱绝对没有少于或者等于贵州醇酒厂厂长或职工的工资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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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小说《创业史》中“梁生宝买稻种”一节的人必然会留下极深印象:梁生宝为了多买稻种,不要说2角钱的旅店钱不愿花,甚至连5分钱的汤面都舍不得吃(在解放初期,一碗素汤面对于一个乡村农民来说,简直就是皇帝大餐),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多用去一分钱,为乡亲们买稻种的钱就少了一分。现在虽然不至于是连五分钱都花不起的年代,但也未见得是到了可以数十万上百万随意花费的时代,看到当今的先富们无需眨眼地用大把大把钱去吃喝玩乐、烧掉、睹搏、吸毒、养二奶、三奶甚至七奶、八奶等,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的钱是来之不易的血汗钱吗?纵观世界各地的首富,除了像比尔.盖茨等那样依靠高新科学技术能快速致富的,有哪一位是不需要经过数十年乃至几代人的艰苦创业、积累的。能在短时间内暴富的只有那些中巨奖或炒股者,再不就是那些官商勾结、走私贩毒、诈骗老千等不法之徒。国内的一位“先富”尚有点自知之明,他认为自己能在数年内富起来,完全是利用了开放改革之初政策法规不完善的机遇,如果政策法规完善了,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暴富了。
  
中国留美学者王绍光博士和胡鞍钢博士在一研究报告中指出:国家财政能力是最主要的国家能力,而正是在这方面,中国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呈迅速下降趋势。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2年的14.7%,在世界上属于最低水平国家之一。究其原因,两位学者指出:中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不同税种和税率,使应得的国税大量流失;各地方擅自竞相减免税,中央普施“优惠政策”,而优惠政策是以减少中央财政收入为代价;普遍偷税、漏税,使国税流失,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及私营企业以及个人收入调节税都存在偷漏税情况,有的情况还相当严重(摘自1993年7月2日《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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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议论以批发假洗涤化妆用品而臭名昭著的广州万通商贸城被打假8次而收效甚微,题为《这“毒瘤”真的切不掉?》的报道中,有一句很能说明问题:“要害是,管理严可能令铺位租不出去,损害主办单位或许包括工商部门的利益,而管理松令假货泛滥,则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这正是一语道破天机:管理严,让个体户守法经营、依章纳税,不能在短期内挣大钱、挣快钱,故“市场不旺”;反之,管理松,可以造假贩假,偷税漏税等而迅速暴富,则“生意兴隆”(《羊城晚报》1995年10月 7日)

   据广东税务部门透露,城乡个体工商户和外籍人员交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增长较慢,特别是个体工商户这个最大的应税项目,有的地区甚至下降,潮安县6,000多个个体工商户,在1995年1至4月间交纳个人所得税仅有7.1万元(作者注:只相当于贵州醇酒厂一位职工的贡献),按此折算,平均每人每年的税款只是30多元。总之,大量本应该归入国库的钱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流进了个体户、私营业主等的钱袋里去了,造就了大批腰别大哥大,身后跟洋狗,代步有名车,别墅藏金娇,挥手洒万金,只是——贡献小又少的大款们。可见,现在不少(但不是所有,有巨大贡献的先富们切勿自我对号入座)先富起来的人,实际上是用社会的钱养肥的,这样的先富越多,国家将越穷,物价上涨的趋势将越难回落,贪污腐败、受贿索贿等就越加严重。难怪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巳成为国人最不满的事情之一了,指的是有贡献者不富,无贡献者却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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